机器人感知力的提升、自由化程度的提高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作效率的提升、社会成本的降低，更多的是系统性风险。

可见，立法上赋予智能机器人法律人格与权利义务并非完全不可能，世界范围内已有先行者的前沿立法活动。正如同法人这一概念的确立扩大了法律上人的概念与范畴，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人法律人格的创设也可依迹而循。

[15]胡玉鸿：《法律人建构论纲》，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第39页。在机器人权利的具体内容上，不同类型、不同智能水平的机器人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不同的。[23]甘绍平：《机器人怎么可能拥有权利》，载《伦理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30页。其中人的生活利益不仅包括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等利益，而且包括建立在保护个人利益的基础之上因而可以还原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一、机器人道德、伦理 虽然人工智能的概念首次提出于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上，但从一项技术、产品演进为一个时代并切实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却是近年来才发生的事情。

[12][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只要给智能机器人设定好目标，其就会自我判断、决策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目标，并针对情况变化进行反应，而普通机器人只能根据人类的指令进行被动的反应式活动。礼与法作为中国古代两种治国手段，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保持社会秩序和谐稳定。

它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和法学研究的不断推进而与时俱进的理论，其源于时代的迫切需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既是以德治国方针的决策主体，又是该方针的贯彻主体。另一方面，党规不得作出与国法相反的规定，尤其不能违反宪法和基本法律的规定。传统历史文化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话语体系的深厚基础。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法治战略目标提出，为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28]我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先贤对德治和法治都有众多论述，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挖掘和阐释。

中国民主的特点并非是形式化和程序主义的，而是追求富强的实质主义民主，中国的民主不是强调竞争性的资本主义民主，而是强调和谐及有序参与的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自由主义民主，而是集体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主义民主。针对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行为所提出的进一步要求，都应该属于法律许可的自由空间。[20]从法与政治关系的现实角度来看：一方面，法势必要受政治的制约，一国的政治制度直接决定着一国的法律体系。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法学教育市场化也日益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所谓礼制就是礼仪、礼法和法规、法制的合称。政党的存在与发展不能逾越本国法律的规定，同时政党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方式影响着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政党通过向国家各个机构输送精英的方式影响国家政治活动与安排，特别是就国家立法活动而言，政党成员在参与立法过程中所阐述的立法意见通常与政党意志保持一致。[7]《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5年2月2日)。

[10]参见朱景文主编：《法理学》(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只有不断坚持三统一理论，才能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永葆活力。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过了四十年的历程，在这中间，我们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创制了具有一定系统性的法学理论体系，而所有这些都建立在能力进路的方法论上。历史法学的根本思想主张任何制度与法律都是人类对意义世界的建构，其中体现民族文化观念、价值体系、人伦秩序、世俗理性的民族精神对法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需要国家权力遵行国家经济现状与经济运行规律而进行科学合理的运用，表达和实现社会利益和统治阶级的意志。这种承续性能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的问题以及中国需要怎样的法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的。对于应培养什么素质、什么类型、多大规模的法治人才，缺乏总体的思维和战略规划。马克思说：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4]参见同前注[2]，李晓东、黄文艺文。

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法也需要政治作支撑，来推进其实施。

[29]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对当今世界科学文化的诠释和判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来源于生生不息的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实践，具有坚实的社会、历史、现实等外在基础。[2]当然，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和中国具体实践有机结合，不断推陈创新的结果。

历史法学的理论着眼点的是维护一个民族的文化(国民和民族本身就是民族国家的产物)，与对民族神话、传说、民歌、民俗的探源一样，其主要目的是寻找法律中的民情。[13]党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调整党的组织与党员内部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明确性、规范性、纪律性等特点。

在我国，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民主，其具体内涵需结合富强文明和谐等国家层面的其他价值来解读。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理念不仅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突出人民主体性的价值和作用，而且蕴含着法的平等价值。法学智识的科学整合就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知识有机地融合起来，使之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条理性、系统性，必要的时候需对原有的法学知识进行体系重构，并以此形成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首先，法确认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并规定国家权力配置和运行规则，各国宪法均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国家政权的组成方式与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

最后，法治国家的实现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政府的建立水平。[4]参见同前注[2]，李晓东、黄文艺文。

[36]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当时德国的政治意识和法学意识的批判，又是对现代国家和法的批判，也是对同国家和法相联系的现实所做的批判。[9]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页。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目前法治工作基本格局出发，突出重点任务，扎实有序推进。【注释】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最后，大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33]与此种形式主义的民主理念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中的民主是实质主义的，其以人民为中心，以协商民主为特色，本质上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民主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民主。域外法治文化有比较深厚的历史积淀，有其比较成熟和先进的地方，深入研究其法学教育话语体系的资源和积极成果，有助于开拓视野，启迪思想，具有十分有益的借鉴意义。

这意味着平等是与差别和特权相对立的，它要求消除歧视和特权，相同的社会主体能够被一视同仁地对待。这也就是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并于2018年3月第五次修宪中，将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重要原因。

职业伦理教育不同于简单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是一个反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包含政治素质教育、业务素质教育、人文素质教育和专业素质教育，同时突出体现职业道德、职业伦理教育的具有鲜明导向性的概念。在西方，主导性的民主理念是程序主义的选举民主。

社会法则社会规律或发展的必然性这些词语在法学著作中的出现，仅仅只是表明某部法律契合了某个时空、某个民族的真切需求。其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深远影响。